西方理性文化强调改变、超越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中庸之道，什么事都要做得恰到好处，过犹不及。西方理性文化强调平等自由的契约观，重视个体的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经验，强调人情，注重整体而不太注重个人，强调等级而不太注重个人之间的平等。

　　任何一种文化模式对法治的影响都是多元的。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因此，在法学界，首先不能走入文化决定论的误区，不能期望找到“包治百病”的东西。同时，任何一种法治建设、任何一个社会的司法运行体系归根到底都需要自觉的法治文化建设，不能让法治建设成为没有文化根基的简单的工具化操作体系。

　　我平常做得比较多的是对文化哲学的研究。过去30年，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但法治建设不应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而应该逐步深入到文化层面。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背后都存在特定文化模式的影响。在当今中国还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背后的文化模式的影响不可忽视。

　　一、文化和文化模式

　　现在讲文化的人很多，可文化的内涵及外延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文化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具体的艺术产品，比如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绘画作品等等;第二个层次，是精神层面的文化，比如社会的主导型价值、社会文化心理、精神形态等等;第三个层次，是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内在制约力和驱动力的文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这个概念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率先提出的，她的两本书《文化模式》和《菊与刀》把文化模式、文化差异的概念阐释得很清楚。早在19世纪60、70年代，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理论的流行，许多文化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对文化进行广泛的研究，有的研究图腾，有的研究宗教。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一些文化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关注各种文化的总体特征。本尼迪克特提出，我们研究文化不能停留在具体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现象，一般说来，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各种文化特质倾向于整合成一个首尾一致的文化模式。她作了两种很典型的分析，一是关于日神文化模式和酒神文化模式的分析，二是关于罪感型文化模式和耻感型文化模式的分析。

　　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需要根据日本的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于美国政府，收集各项资料，采访了大量的日本人，写成此书。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在书中，作者提出两种文化模式，一种是西方人的罪恶感文化模式，另一种是日本人的耻辱感文化模式。

　　西方的理性文化源自古希腊，后来在古罗马时代逐步基督教化。基督教讲求的是人的原罪，源自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西方有着深厚的影响，形成了人对自己的过错要进行理性反省和内心忏悔的文化心理。而日本人更多的不是考虑自己行为的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注重面子，考虑是否丢脸的问题。日本人认为做了错事并不需要忏悔，但是让别人发现了则太丢脸了。

　　我可以举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罪感文化模式和耻感文化模式的差别。在对二战反思这个问题上，日本迟迟不肯悔过，而德国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从政府要员到平民百姓不断反思和忏悔，这就是文化影响态度的例证。截然不同的态度，背后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心理在起作用。

　　说到东西方文化差异，我还要提到一个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曾提出过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他认为，以公元前五百年为中心——从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西方(即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等地)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他把这个时期称为“轴心时代”。中国有孔子、老子等诸子百家，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他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问题，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文艺复兴的口号是什么?就是复兴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就是复兴轴心时代的文化。

　　但是雅斯贝尔斯强调，虽说人类几种主要文化精神都起源于“轴心时期”，但是，东西方的文化特征是不一样的，西方理性文化强调改变、超越和创新，中国文化讲究中庸之道，什么事都要做得恰到好处，过犹不及。西方的理性文化强调平等自由的契约观，重视个体的发展，而中国强调经验，强调人情，注重整体而不太注重个人，强调等级而不太注重个人之间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