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是身份制的合理化改革、单位制的社会化改革以及国家、市场和社会合理化格局的形成。社会学对这种巨变做出了及时的理论回应，对于人们理解和掌握这种社会结构变迁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把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中，各项体制改革进入了加速时期，尤其是1992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社会转型进入了加速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身份制的合理化改革、单位制的社会化改革以及国家-市场-社会合理化格局的形成。社会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表现出足够的理论自觉，对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都做出了独特的理论回应。

　　一、身份制的合理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我国的社会转型明显加快。社会转型对身份制造成了很大冲击，身份制得到了合理化的改革。

　　由于经济建设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心，社会生活中的政治色彩开始淡化。20实际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为错划得右派平反以及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受害者落实政策、平反昭雪无疑纠正了经济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与此相连，政审制度虽然还存在，但范围缩小了，且更加注重人们的现实表现，而不是其阶级身份和家庭出生。这意味着阶级身份系列已丧失了它赖以维系的条件。社会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评价一个人不再将其家庭出生发在首要位置，而是着眼于他的能力和成就。因此，原有的阶级身份系列在城乡社会都日益弱化，并趋于消灭。

　　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有了生产与分配的自主权。这首先导致了国家对生活资源的松动。城乡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在城乡都出现了可疑自由流动的资源。这就导致了与生活资源的分配密切相连的户籍制度与票证制度的日益松动。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城市中计划外经济的发展，则使大批农民有了进城改变自己农民身份的机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流向乡镇，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维系城乡居民身份的前提条件的日益减弱，导致城乡居民身份界限逐渐模糊和松动。

　　城市中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于发展，创造了大量体制外的新的就业岗位。这些就业岗位也意味着多种新的职业身份，而这些身份是原有的干部与工人两大身份系列都无法涵盖的。体制内的干部与工人在利益驱使下流向体制外这些新的就业岗位，模糊了原有的干部与工人的身份界限，并发展出一种用体制外的职业身份系列来包容体制内的干部与工人身份系列的趋势。[1]随着体制外力量的增强，所有制身份也日益弱化，社会上逐渐出现了新的社会群体，他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群体，被概括为新阶层，社会新阶层在整个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分配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社会的身份类别划分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种新的、具有自治性和可变性、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系列取代以往的城乡各种身份系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和快速发展，目前，原有的干部、工人身份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提速，大量农村人口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或者通过离土不离乡在乡镇企业中实现了就业，或者通过地域的流动，在城市中实现了就业，城乡居民身份之间的刚性壁垒也正被逐渐打破，身份制已经没有原来那么重要。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可以预见的是，我国人口的流动也会越来越快，这种社会流动的快速发展必将进一步促使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

　　二、单位制的社会化改革

　　单位制的经济基础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不再垄断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体制外出现了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随着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调控体制的变革，单位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如下的重要的变化：单位角色的职能化，且事业单位的政治职能在减弱，专业职能在上升;单位的利益独立化，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利益主体，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单位责任具体化和内向化，且对企业职工的责任和企业自身发展的责任大大上升，而对政府指令的责任减少。正在从“管理型单位”向“利益型单位”转变。[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导致整个国家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手段，导致了国家不再是唯一的资源配置的主体，个人和单位可以从社会和市场获得资源。整个控制逻辑发生变化，国家给予基本单位更大的自主权，鼓励它们积极主动地创造和获得资源，同时努力把资源分配方式逐渐转变为社会分配，或者转变为市场分配。资源总量的扩大和单位自主性的增强使单位制变革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促成了社会调控的新机制。

　　社会和市场成为人们获得资源的重要渠道。在放权和搞活的政策推动下，大一统的单位制已经松动，各级单位均掌握了较大的自主权来获得资源。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单位，无论事业单位还是其他单位，获得资源的方式已经多样化，国家提供资源只是其中之一。在体制改革的框架中，社会或市场对企业来说是主要的资源渠道，这样的变革结果是，单位和个人生存的基本资源从国家完全垄断发展到由国家和社会双重提供，个人的生存资源大大扩大，为个人和单位分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