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理论都不能脱离历史与现实,否则就会张冠李戴,削足适履,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即使是好的理论,也只能为行动提供些参考意见,本身代表不了实践。故萧乾说:“理论、理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德国诗人歌德在《浮士德》诗剧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中央苏区时期,由于过于看重理论,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导致照搬苏联经验和马列理论词句的王明、博古等人占据领导地位,中共唯“共产国际路线”是从,毛泽东屡受排挤和打击。据陈晋撰写的《读毛泽东札记》一书记载,中央初到延安时,还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毛泽东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周恩来的人才。”要不是毛主席咬紧牙关在延安窑洞里奋斗多日写出《矛盾论》和《实践论》等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提出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中国革命就有被葬送的危险。新中国成立后,照搬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期遭受挫折。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多有知识精英向往西方世界,更有人力图用西方的“平等、自由、民主”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多亏邓小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才没有听从“自由女神”的召唤,步苏联东欧的后尘,走上自我矮化和毁灭的道路。即使目前的中国,依旧在摸着石头过河,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情况并可对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的理论,还有赖本土学者的创造性劳动。因而，理论的一只翅膀是现实中的实践。

　　理论的另一只翅膀是过去的人类实践经验——历史。

　　龚自珍有句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读史早知今日事”。 “历史”虽然不等同于“器识”,但一个人的器量和见识确与他的史学修养有关。贺麟在对清华老校歌中“器识为先,文艺其从”一句做诠释时也说:“现在的青年大都目光如豆,喜凭一才一艺天生的鬼聪明,来出小小的风头,绝未作丝毫涵养器识的功夫。”金庸当年在香港办《明报》,执笔写社评,预测政局,每每中的,有人问他奥秘何在,他答曰:“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历史对学术研究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故历史学素有“社会科学的数学”之称。现代学术重视数理化和定量化,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坚信,没有数学形式的经济学理论是不系统的,也是不明晰的。但只有了解历史,关切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非重复性和复杂性,数学工具这块好钢才能用到刀刃上。人类社会在采集狩猎阶段,几乎没有理论可言,但人类并没有因此停止前进的脚步。

　　只有为理论插上实践的翅膀，才可使之放飞生活！